中国文学艺术史：文艺互鉴、融合与创新的历程

在文学艺术中，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紧密相连。按惯例，中国古代和中古时期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和燕乐。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古王之乐为雅乐胡人落泪沾边草，昔新之乐为清乐，兼胡乐之乐为燕乐。”雅乐和清乐基本是本土化的，燕乐则主要是国内传统民间音乐与来自丝绸之路的外来音乐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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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关键词是互学互鉴、融合，我们先简单勾勒一下中国古代音乐和文学中互学互鉴、融合的几个节点。在春秋战国之前，由于年代久远，互学互鉴确实存在，但文献记载不足，不足以佐证。先从秦汉说起。秦汉时期重要的鼓乐和横吹乐，都与丝绸之路的音乐密不可分。鼓乐在战争中经常使用，所谓“鸣笳以和箫声”。横吹乐是西汉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音乐改写而成。鼓乐常用笳，横吹乐常用号角，都是少数民族中流行的乐器。可见，秦汉以来，音乐上互学互鉴、融合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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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著名的古琴曲《胡嘉十八拍》堪称中原与丝绸之路文学艺术相互借鉴、融合的典型。唐代李颀的名作《听董大弹胡嘉送方介石》中说：“蔡女曾创胡嘉音，一拍十八拍，胡人泪湿草木，汉使见归客心碎。”若从乐器的角度考察，此曲是匈奴管乐器胡嘉与汉族弦乐器古琴的结合。作为一首乐府曲，《胡嘉十八拍》全面地表达了蔡文姬思乡之情和离别亲人的矛盾心情。 “胡家一拍，古琴一拍”，胡家的曲调悲凉凄婉，古琴的声音深沉悠远。两者之间不寻常的联系，加上精妙绝伦的文字，“能令草木自摇，沙土自飞”（陆世永《诗镜通论》），所以《胡家十八拍》堪称丝绸之路上音乐与文学融合的杰出典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长达400年。虽然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但也是文学艺术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南北朝有一首长诗，被誉为“乐府两大瑰宝”之一，在文学史上不可不提，那就是《木兰辞》。这部作品虽然以汉语形式流传至今，但其实并不是汉族的诗歌，它更多的是“可汗的话”，所以是一部鲜卑背景的叙事史诗。更值得注意的是，久负盛名的《木兰辞》并不是“单纯的诗”（意思是只能朗诵），而是可以唱的，它其实是一首“鲜卑歌谣”，与丝绸之路的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 南北朝时期还有著名的《兰陵王战歌》，这首乐曲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却传到了日本，流传至今，这也是中外文学艺术传播融合，进而反哺中国的又一重要例证。 #

从魏晋到隋唐，丝绸之路上的文学艺术的互学融合是广泛而普遍的。从地域上看，虽然面积极大，但如果深入研究，按照杨荫流的观点，丝绸之路上的文学艺术的融合存在于所谓的“中原地带”——简言之，就是在西域的中国部分和中国的西凉地区。当时，音乐的互学融合在这两个地区最为重要胡人落泪沾边草，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尤为突出。从时间上看，北朝的一百多年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丝绸之路与中原音乐实现了大规模、长期而深入的融合。 玄奘《大唐西域记》说龟兹“尤善管弦乐于诸国”，龟兹音乐确实堪称全胡音乐之首，发挥着音乐酵母的重要作用。凉州地区历来是丝绸之路上的要冲，文学艺术的包容互鉴、融合鲜明突出，主要受龟兹音乐的影响。凉州之后，形成了西凉音乐。从龟兹音乐的传入到西凉音乐的形成，可见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互鉴融合的鲜明性和复杂性，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艺术的充分融合，隋唐时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一大高峰。史学家陈寅恪有句名言：“李唐氏族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他们把边塞蛮荒而蓬勃的血液，注入中原文化腐朽的躯体中，除去旧污之后，重新开新机，加以拓展复原，所以才得以开创前无古人的天下局面。”（《李唐氏族思辨录后记》）国家如此，民族如此，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乱之后方有大治。隋唐时期，国家迎来了大一统，民族呈现大融合，文学艺术也达到了久违的高峰。 换言之，南朝的秀美、北朝的雄浑，加上西域的雄壮，出乎意料地融合在一起，兼容并蓄。“合众美，九转成功”，唐代文学艺术结出硕果累累、甘甜无比的果实——唐诗可以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正如岑仲淼在《隋唐史》中所说：“所以唐诗的变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音乐的影响。”这里的西方音乐，或许可以理解为“胡乐之新乐”，与唐诗的革新，有着同样的寓意。

隋唐时期宫廷音乐有七种、九种、十种之多。如初唐十种音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等。其中以外国或民族命名的音乐社多达七、八个，且多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民族。可见，隋唐本土文学艺术与外国和民族文学艺术的流动、碰撞、互学、融合，是隋唐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当然，上述丝路音乐的层次不同，与中原音乐的接近程度也不同。概括起来，大致有四个层次： #

西凉——中国西北地区与汉族接近的少数民族音乐； #

高昌、龟兹、疏勒——比西凉更边缘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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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国——中国边境游牧民族的音乐；

安国、天祝、高丽是外来音乐。 #

丝绸之路乃至中原地区各种形式的音乐与文学艺术，早已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丰富、融合，酝酿着微妙的变化；当统一的隋唐到来，音乐与文学艺术便会找到合适的契机，产生重大而奇妙的“化学反应”，文学艺术的巅峰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

文艺高峰当然有迹可循，优秀作品也应层出不穷。在盛唐时期的高峰，大型音乐中法国音乐的代表作《虹裙羽衣曲》就是一首集歌舞于一体的标杆巨作，格外耀眼。这首歌的“版权”通常归于唐玄宗。但据《唐会要》记载，西凉州刺史杨敬枢曾向唐玄宗进献一首印度《婆罗门歌》，《虹裙羽衣曲》就是根据它改编而成的。《虹裙羽衣曲》显然有西方音乐的元素，据说还吸收了龟兹之音。总之，标杆作品集众多流派之长，离不开相互借鉴、融合。 #

隋唐时期文学艺术繁荣的一大表现，就是燕乐的兴盛，燕乐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燕”同“宴”，通俗地说，就是指宴席上使用的音乐。燕乐的特点是凝聚性、融合性、综合性。燕乐给中国文学艺术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促成了一种历代杰出的文学流派——词。学界普遍认为，唐宋词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燕乐，唐宋词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燕乐音乐风格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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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文艺助力中国文学艺术巅峰的另一个例子是戏曲。中原文化和音乐固然影响了戏曲的发展和繁荣，但边疆草原文化和音乐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元曲美学中的“蒜薹味”令人着迷，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各种“洋歌”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曲调来源。清代文学艺术的一大成就是集大成之作的京剧的形成，而京剧也与满族文学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昆曲之外，清代戏曲还以各种“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在音乐史上，胡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一般认为它起源于西北少数民族。后来胡琴与中原音乐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分出了不少类型。 京剧的主要乐器京胡也是胡琴的一种，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的繁荣，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

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艺术相互融合、互利共赢，是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从相互欣赏，到多师相学，到异体并存，乃至创新升华，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艺术相互学习、融合，有利于发掘文学艺术的潜力，丰富文学艺术的技法技巧，对创造新颖独特的文学艺术格局有着十分重大的促进作用。从单一的文学艺术到民族文学艺术，再到民族与世界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在深度的相互学习、融合中实现了涅槃重生。各种文学艺术处在一个宏大的复杂系统中，相互依存，各取所需，相互帮助。如果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都各自为政、清清白白，不与其他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互动交流，就会失去生命力。 #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元复杂、开放包容，是典型的融合与变化的文化，其鲜明的融合与变化特征影响着方方面面，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总之，丝绸之路沿线文学艺术的互学互鉴、融合发展，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形成了数座文学艺术高峰。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古知今，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还有赖于各国各民族文学艺术的更深层次的碰撞、互学、融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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