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在哪里 苏伊士运河搁浅致全球供应链受阻，数字化全球化面临挑战

苏伊士运河的堵塞为数字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出了清醒的注脚：尽管数字化让沟通变得触手可及，但现实世界依然依赖于一百多年前地缘政治构建起来的制度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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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的背后，隐藏着全球化和全球霸权的兴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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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全面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从而控制了与印度及远东的直接贸易联系，日不落帝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苏伊士运河也被当时的英国首相称为“大英帝国的旋转门”。1936年，英埃条约签订，英国获得了在苏伊士运河驻军的权利。1951年，埃及宣布废除这一条约。1954年，英国同意放弃。1956年，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同年，英国希望联合法国、以色列联手，再次试图全面接管苏伊士运河，但遭遇滑铁卢，这也让英国第一次认清历史和现实，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全球霸主。 #

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全球领导权的更替远非一朝一夕之事，帝国的辉煌永远会刺痛没落大国的双眼。

对衰老帝国的误判 #

1956年，埃及宣布将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作为运河两大股东，而英国作为运河的长期实际控制者，感受到了危机。英法以色列三国达成秘密协议，以色列派兵进驻运河，英法作为“中立方”参与调解，重新夺回运河控制权。

10月底苏伊士运河在哪里，以色列军队发动入侵，英法两国也派出军队维持对运河的控制。然而外部形势的变化比英法政界人士预想的要快得多。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运河危机必须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的平台上解决，绝不容忍用武力解决争端。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选择站在苏联一边，抵制英法对运河的入侵。英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普通民众无法理解本国经济为何下滑，为何要耗费巨资用于海外战争。 #

不到一周，英国就迅速改变主意，选择接受美国的条件，立即停火，并在联合国部队抵达后完成撤军。法国对英国在美国压力下如此迅速屈服感到失望，而是确定了放下与老对手德国的恩怨、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战略方向。这场战争也标志着美苏两大超级大国成为主宰中东乃至世界的真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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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着英国全球霸权的彻底丧失。 #

为何二战后英国会对整个全球战略走向和自身地位做出如此严重的误判，以致需要遭遇危机的羞辱才能幡然醒悟？ #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斯蒂芬斯在其新书《孤独》中分析称，英国对“大英帝国”梦的痴迷和迟迟不能觉醒，与二战期间英国在欧洲孤军奋战有关。

英国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遭受过侵略的国家之一，国家制度得以保存。战争的胜利更加深了英国政界人士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包括对大英帝国在全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信心。他们认为，既然这个制度足够坚韧，经受得住世界大战的洗礼，又何必在战后做出巨大的调整？这就是英国怀旧心态的根源，也是根深蒂固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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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德国、法国在二战后基本沦为一片废墟，原有的体制被战争摧毁殆尽，政治、经济的双重废墟也让战后新一代政治家得以深刻反思、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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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还沉浸在帝国重生的辉煌之中时，正在迅速复苏的欧洲大陆各国已在憧憬“欧洲合众国”。十年之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凸显了战略选择上的最重要分歧，撕掉了大英帝国衰落的最后一片遮羞布。 #

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老政客们无法理解的是苏伊士运河在哪里，罗斯福在加入二战之初就明确了美国的态度：美国绝不会只是为了帮助英国维持大英帝国体系不变而加入世界大战，而参战的前提是支持“民族自决运动”。这当然是美国二战后所宣扬的价值观中冠冕堂皇的部分。从实力上讲，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影响力极高，战后自然要强调美国的利益，让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强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导霸权，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没有战争硝烟的巨头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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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有过三点反思：第一，英国今后绝对不能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军事冒险。上世纪80年代，她决定用武力从阿根廷手中收回福克兰群岛时，就事先取得了美国的默许；第二，一旦发动战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后一点，不能有任何犹豫。

经济观察报 2023.4.533 #

凯恩斯的敦刻尔克

1945年德国投降的那一刻，大英帝国的丧钟就敲响了。连年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是真实的，但帝国的辉煌却是虚幻的，在战争的硝烟中一去不复返。作为崛起大国的美国，在战争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战后GDP占全球一半以上；苏联也在战后重组了工业体系，控制了整个东欧。两大超级大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冷战格局已经确定。然而，丘吉尔还沉浸在“三强”的幻想中，无论是在雅尔塔还是波茨坦，他都认为自己可以与罗斯福、斯大林平起平坐，无法承认英国不再是霸主。

最明显的衰落迹象就是英镑的崩溃。要维护帝国的尊严，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二战期间，英国依靠美国的贷款，才维持了大英帝国的尊严。但战后，资金短缺的英国，仅仅为了维持对从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的占领，就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把希腊和土耳其的防务交给美军。 #

二战结束后，英国仍然试图维持帝国的框架，但财政根本不允许。在美元日益主导的世界，英国却因为贸易顺差（进口超过出口）而没有足够的美元支付殖民地的管理费用。这是全球铸币权的丧失给英国带来的最惨痛教训。 #

更令英国人始料不及的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美国杜鲁门政府就决定终止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英国经济上很快面临“断粮”的危险，不得不于12月派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来美斡旋援助问题。在看到英法对战后德国采取的无情惩罚措施的潜在危害后，凯恩斯退出巴黎和会，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曾经并肩作战的同盟国的谈判，竟然被当做屈辱同盟对待。 #

凯恩斯面临三个选择：最好的选择是希望美国继续提供无偿援助，帮助英国渡过难关；中间的选择是希望至少获得无息贷款；美国的谈判态度特别强硬，凯恩斯不得不选择接受最坏的选择，以2%的年利率借入37.5亿美元，从1951年开始偿还本金，分50年还清。 #

2%的年利率在当时市场上被认为是一个较低的水平，但美国也提出了一些条件。事后看来，这些条件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未来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秩序和规则，即要求英国支持美国的领导，接受战后全球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规则导向的国际机构。 #

当然，美国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赤裸裸的逼迫没落帝国退位的条款，直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生存底线：要求英国在1947年全面开放英镑的全球可兑换性，让英国前殖民地可以自由兑换美元。这一要求的潜台词显而易见，表面上是让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选择是留在英镑体系，还是加入新的美元体系，但实际上是为了确保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贸易和储备货币。英国与前殖民地签订的购买英国商品的条约也被废除。此外，美国为全球自由贸易而推行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是为了维护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利益，结束大英帝国对全球贸易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英国人还幻想着大英帝国在英镑主导的经济自由化下继续存在，那么美国一系列的逼退让让让，已经让很多清醒的英国人意识到大英帝国正在走向衰落。形势强于人，凯恩斯在这种境况下也只能“忍气吞声，咽下血汗”。私下里，这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感叹，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又一次“死里逃生”。当时的《经济学人》在社论中有些伤感地写道：英国用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打赢了一场全人类的战争，却要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向那些从战争中赚钱的人偿还巨额债务。 #

希腊和罗马 #

任何一个大国霸权的更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哪怕是在语言和文化同源的英国和美国之间。

1945年，丘吉尔那一代的英国政治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以为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困难，帝国的辉煌会因为战争的胜利而恢复。在丘吉尔的世界里，英国依然是全球地缘政治三个同心圆的连接体，甚至是中心。这三个同心圆分别是：大英帝国与英联邦；英美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战后统一的欧洲。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典礼，进一步巩固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全世界都来向它致敬——国王、贵族、数百位总统和首相出席——只有下一代，十年后的年轻人，才能看清，那是帝国最后的光芒。 #

全球霸权从大英帝国向美国转移，始于1945年，但英国人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才看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都扮演了失败的帝国拯救者角色。但在运河危机之后，两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法国选择转向内陆，拥抱欧洲，与德国联手，成为欧盟背后的政治中坚力量；英国则选择转向海洋，拥抱美国。 #

作为昔日大英帝国的后裔，英国人推测，尽管美国衰落了，但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类似于希腊和罗马的关系。罗马文明发源于希腊，从文化和价值观来看，他们仍然追随希腊。英国人这样想是为了强调自己与美国的趋同性，甚至有点优越感。就像希腊人“鄙视”罗马人一样，英国人也认为美国人野蛮不文明，认为美国在很多地方“粗鲁”，需要英国的“帮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算是掩盖英国衰落的自我安慰。 #

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角色——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虽然利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力量来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至少可以帮助英国展示自己的存在，维持与华盛顿的密切关系，并增加英国在布鲁塞尔的话语权。 #

欧洲人并不认同英国人自诩的特殊地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别忘了，桥是给人走的。

但实际上，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美国看来，首先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当里根决定派兵入侵英联邦成员国格林纳达时，他并没有提前告知英国。2003年，当布什决定入侵伊拉克时，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英国有义务加入美国主导的战争。但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一位高官评论道：虽然英国人可以说他们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但别忘了美国与很多??国家都有特殊关系。 #

英国脱欧给帝国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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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脱欧公投中落败，让英国失去了在苏伊士运河危机60年后终于确定的全球定位：政治上是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利益的欧洲一流国家，政治上是美欧之间的桥梁，经济上是全球企业投资欧盟28国的平台和金融中心。脱欧后，英国再次因误判而迷失方向，如同1945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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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背后的情绪可以追溯到苏伊士运河危机，两者都对英国的实力缺乏清醒认识，以怀旧情绪取代理性分析，总希望重现昔日帝国的辉煌，现实却屡屡受辱。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毕竟二战后的英国政治家都是在大英帝国长大的，进入21世纪，英国的领导人已经变得和英国本身一样平庸。

英国《金融时报》前主编巴伯在2023年出版的回忆录《被诅咒者》中尖锐地评论道，每一代英国首相都不如前一位。在他眼中，布莱尔既能言善辩，又聪明过人；布莱尔的继任者布朗只有聪明，却不善于表达；而接替他出任首相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只善于说话，却因为没有聪明才智，把英国带入脱欧的泥潭，连爬都爬不出来。

在另一位英国政府高官眼中，卡梅伦对待权力就像是昂贵的西装，只在乎自己的外表。他出任首相时，并没有英国应该走向何方的大规划，只是觉得自己有资格当首相。卡梅伦另一位顾问的批评更是尖锐：卡梅伦的世界观很简单，世界就是度假的地方；梅也类似，两人都是把当首相当做政治目标，却没有真正目标和计划的人；而现任首相约翰逊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一个“没有指南针”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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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帝国的尊严和大英帝国的辉煌，至今对英国仍有巨大的影响。撒切尔夫人曾多次推行“英语文化圈”，希望将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延伸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一英语文化圈的最佳代表，便是007邦德的超级间谍形象，成为后帝国时代英国人的自我想象和自我慰藉。自1962年007电影开播以来，已拍摄了25部007电影，至今仍广受欢迎。 #

帝国长青的想象与现实的没落之间的矛盾，应该是英国一次次丧失地位的主要原因。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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