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回顾传奇历史与杰出校友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真正的传奇。国难当头之际，在云南边疆地区，八年时间里聚集、培养了一大批精英。纵观联大师生名录，陈寅恪、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沉从文、陈岱荪、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费孝通……群星璀璨，令人目不暇接，令人着迷。 #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该学校不是军事机构，但却成为日军的重点攻击目标。南海遭到空袭并被日军纵火焚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园被日军占领。为延续高等教育的生命线，1937年夏，北京、天津的大学被迫大规模西迁。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决定联合西迁，组建临时大学。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协商。 1937年11月，三校师生迁往长沙，不料12月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在这关键时刻，他们不得不迁往昆明。 #

西南联师生68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受到当地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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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表，你戴着” #

1938年4月，三所大学正式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段传奇就此开始。今天，人们提起西南联大，无不赞叹三校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优势互补。 #

从左至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西南联大取得的成绩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师生关系。梅贻琪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南开大学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真诚地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说：“你戴着我的手表。”这就是天津话“你当我的代表”。

曾自嘲为“北大功德狗”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深谙“无为”之道。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在乎，但我管理。”如果不肯放手独立工作，势必会造成三个和尚无水可喝的局面。

简单来说，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常委会和教授会。三校校长蒋梦琳、梅亦奇、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联大下设教务处、综合事务处、学科处三个行政办公室。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三位院长和五位院长均出席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除院长由政府任命外，上述职位均由三所学院的教授担任。 #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曾有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在提名联合国大学各院系院长、系主任时，曾偏向清华大学，引起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恰巧去蒙自文学院出差，北大教授们纷纷向他“抱怨”。一时间，师生们讨论支部支部，争取独立。钱穆在讲话中反驳了民众的意见，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该重视和谐，终有一天会重归胜利。每个学校都应该独立，不应该在蒙古争取独立。蒋梦琳立即插话道：“钱先生今天所说的已经成为结论了，不过我们不想争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讨论其他的事情吧。”蒋梦琳接受了钱穆的理论，教授们都沉默了。 #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使得西南联大取得了成功。如果打的话，就成为第二个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合大学于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一年之内就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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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伯苓和蒋梦琳并不争名，加之他们都在重庆还有其他工作，所以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务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琪的肩上。 #

大雨和轰炸中断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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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师生的生活之艰苦、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大多数学生住在占领区，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只能依靠政府贷款。当时中国的物价飞涨。不仅学生的贷款不足以维持生计，教授们的工资也不足以养家糊口。学校食堂用旧米做饭，学生们戏称它为“八宝米”：“八宝米是什么？它们是：粮食、糠、茬、稗草、石头、沙子、鼠屎、霉味。”教授还告诉同学们还不够吃，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了蔬菜种植队云南师范大学教务管理系统，并推举植物学家李继同为蔬菜种植队队长，生物系讲师沉童为蔬菜种植队队长。 ，担任“蔬菜种植助手”。各位教授都出力了，浇水施肥，蔬菜丰收了，味道鲜美。格外香。 “锲而不舍、锲而不舍”的校训在联合大学师生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

学生宿舍有茅草屋顶。昆明经常下雨，下雨的时候屋顶就会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们都带着脸盆、水桶、饭盒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有铁皮屋顶，但大雨打在屋顶上就像打鼓一样，根本听不到老师讲课的声音。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向来以完美掌控授课时间而著称。每节课结束后，他说“下课了”，下课铃就立刻响了。这是万无一失且令人惊奇的。然而昆明的大雨常常打乱他的计划。有一次，他正要演讲到最高潮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声音很大，让他无法继续说话。他想了想，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们都笑了，陈大孙一脸无奈。 #

老师们的上课常常不是因为大雨，而是因为敌机轰炸而中断。有一次，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记不住上一节课在哪里上课，就向一位记得最多细节的记笔记的人请教。女孩：“上节课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看了看，说道：“你上次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了。’” #

从1939年到1940年，空袭警报每两三天发布一次，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当时飞虎队还没有抵达中国，昆明上空也没有防御力量。日军以西南联大为主要攻击目标。当警报响起时，师生们必须立即放下书本，跑到山沟里躲避，俗称“跑警报”。 “跑闹钟”本来就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却被老师和同学们演绎得非常浪漫。时任联达大学学生的汪曾祺写道：“‘躲’太消极，‘逃’太丢脸，紧张时只用‘跑’字。”它表现出从容，是最优雅的，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中国语言文学系刘文典教授说：“教授跑警报是为了保存民族精华，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民族精华。”刘先生心高气傲，一直看不起只有小学文凭的沉从文，有一次他跑报警，一回头发现沉从文也在跑，就说：“我、刘，我为庄子竞选，你为谁竞选？” #

教授不仅拥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其学风和专业精神也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朱自清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到了昆明每餐又饿又饱后，胃病更加严重。有一次他得了痢疾，他坚持通宵批改学生的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了。”他的桌子旁边有一本书。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换了厕所，用了30多次。第二天云南师范大学教务管理系统，大家都赤身裸体，没洗脸就去上课。潘光旦的右腿膝盖以下被截肢，行动困难。他住在郊区，必须请人载他去学校。他上课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元住在距大会堂20多英里的地方。没有路，他也不能开车。他必须买一匹马，每天早上骑着它送两个女儿上学，然后骑着去参加大会。陈大孙不会骑自行车，所以他还买了一匹马。周培源和陈岱荪都是清华大学有名的“帅哥”。他们又帅又高。他们骑马上课，成为联合国大会上的一道风景。 #

从学术中心到民主堡垒 #

“学术自由的尺度是内部确立的，民主堡垒的称号是外部的。”这是西南联大碑铭上对西南联大的准确定位。大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民主堡垒”。 1941年以前，师生们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他们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非常信任，支持国民党。闻一多曾于1945年撰文回忆：“人们对蒋主席的钦佩和信任几乎是无限的”。 “当时我的丈夫和同学都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学习，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整天谈论政治和时事。”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留念。 #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关闭了报纸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进步人士。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推行党治学校，责令高校“整顿学风”，并任命国民党官员在高校设立“纪律办公室”。此举遭到老师和学生的强烈反对。 1942年，大会发起“反孔（湘西）运动”，民主运动日益成为校园主流。 1945年12月1日，大规模的“12月1日”运动爆发。各学校学生举行罢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联合国大会派出了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郊区进行宣传。然而学生运动却遭到猛烈镇压。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士兵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对学生和教师进行毒打，并向学生聚集处投掷手榴弹，造成西南联大女生潘艳等4名青年学生和教师死亡。大学。就在联合国大会准备返回北方恢复校园之前，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李文惨案”，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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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极度悲伤和担忧，梅贻琪处理完最后一批剩余事宜，回到满目疮痍的北平清华校园，带领师生投身学校复学事业。经过八年的抗战，清华大学师生人数增至3000人，其中来自昆明的900多人。清华大学设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已成为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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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已经开始。当时同甘共苦的联合国师生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政治分歧日益明显。梅贻琦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政治没有深入的研究，对共产主义也没有很深的了解。对于学校董事会，我认为应该效仿蔡洁敏先生的包容态度，以维护学术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北大过去是北大，清华将来还是清华的原因。” #

1946年，冯友兰教授题写《西南联大碑》。文章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包容的精神改变了当下的社会潮流，对内树立了学术自由的尺度，对外赢得了民主堡垒的称号，却违背了千万人的承诺，担任一位学者的使者。”这是一个切入点。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与治理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