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增嘏：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学者

全增谷（1903—1984），浙江绍兴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天下月刊》（英文版）编辑，中国公学、大同大学教授。1942年起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兼任图书馆馆长。1956年，复旦大学成立哲学系。 他从外语系调入哲学系，曾任逻辑教研室主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专业为西方哲学、西方文学。著有《西方哲学简史》《对不可知论的批判》，翻译过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主编过《西方哲学史》（上、下卷）。

搭建中西文化的桥梁

20世纪初，新旧交替之际，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通晓中西、通晓古今的大师，全增谷便是其中一位。全增谷，字纯伯，浙江绍兴人，自幼随祖、父居住于贵州、上海等地。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全增谷自幼熟读传统经典，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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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全增谷以西方哲学专家、翻译家著称，被誉为“中国四大英语学者”之一。但实际上，他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研究丝毫不亚于西方学术经典。据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松杰介绍，“他在指导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也常常指导我们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他家里有关中国学术文化的书籍数量，远远超过西方学术文化的书籍数量。在他的书桌、沙发上，总放着他随时阅读的中国古代经典。你到他家，首先看到的往往就是他手里的古书。”（黄松杰《全增谷与西方哲学》） #

全增谷也比同龄人更早接触西学。1916年，才13岁的天资聪颖的全增谷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在那里，他学会了流利的英语，接触到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他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何琳先生。据全增谷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姚介厚回忆，“何先生曾对我回忆，当时和他同班的全增谷，年纪轻轻却聪明好学，通晓国学，有家世，长期接触西学，英语功底深厚，善于辩论。” #

五四运动前后，内忧外患的中国急需救世良药，各种思想、学说同台竞技。全增谷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深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西方科学文化十分着迷。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访华期间的讲座，加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印象，尤其激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当时我想用西方的科学文化来解决我们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且觉得哲学特别重要，因为哲学不只是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全增谷《谈怎样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在完成清华大学七年的学习后，20岁的全增谷到美国攻读哲学。 他当年乘坐的邮轮“星光灿烂号”，与他同船的还有梁实秋、陈志、顾毓秀、吴景超、吴文藻等人。 #

全增谷在美国只呆了五年，先是去了斯坦福大学，仅用了两年就获得了本科学位；随后又去了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完成了博士学位课程，这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他学术研究高效的原因，除了全增谷过人的天赋，在姚介厚的回忆中也能找到：“全先生曾说，在哈佛，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他常常带着一块面包，在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小房间里呆上一整天，说这样可以提高时间利用的效率，方便读到很多好书。可见全先生丰厚的学术修养，是靠着对知识的孜孜追求而获得的。”即便在美国的最高学府，作为华人的全增谷也脱颖而出——他曾担任哈佛大学辩论队的队长，深厚的英文造诣可见一斑。 #

1928年，全增谷回到上海。当时，海归很少，上海各大高校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他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任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普通哲学、英语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随着远东的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于那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介绍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思考如何传播中国文化，打破西方“独白”的局面，也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于是，全增谷也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先后参与编辑了中国当时最具国际影响的两本英文学术刊物——《中国评论周刊》和《天下月刊》。 #

其中，1935年创刊的《天下月刊》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创办、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全英文刊物，其宗旨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学者所了解的中西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当时，《天下月刊》编辑部汇集了一大批从英美等国名校学成归来的青年才俊，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和出色的语言能力，而且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不同于五四时期知识界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注重基于历史特点的文化重建。当时，全增谷与吴敬雄、温元宁、林语堂、邵勋美、姚新农、钱钟书等人共事，他们不仅是编辑，也是撰稿人。在此期间，全增谷撰写了大量解读中国文化的英文文章。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此知之甚少。 但据读过这些文章的学者回忆，由于全先生通晓中西文化，且英文写作水平一流，这些文章涵盖了中西文化的方方面面，至今仍可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优秀读物。

1938年，《天下月刊》编辑部迁往香港，全增谷也迁至香港，继续担任编辑，并兼任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香港大学讲师。由于战争造成经费短缺，《天下月刊》于1941年被迫停刊。但毫无疑问，这份杂志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一位学者所评论的：“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以推动古老民族的崛起和创新，但《天下》的编辑和作者们，却以更广阔的文化胸怀和更神圣的文化使命，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黄方，《论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的文化价值》） #

1942年，全增谷回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任系主任。1956年调入哲学系，一干就是14年。在这期间，他特别关注外国文学，特别是狄更斯的小说。他和夫人中文系胡文书教授翻译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这是狄更斯小说中最具哲理、翻译难度最大的一部作品。这部译本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被视为文学翻译界的典范。此外，全增谷还对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由于狄更斯的小说以英国工业革命鼎盛时期为背景，揭露了统治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被压迫无产阶级的苦难，英美资产阶级学者对它颇有批判。 在读完狄更斯全部小说，了解西方学者对狄更斯的评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狄更斯的看法后中西文化概论，他写了一篇万字的文章《读狄更斯》，对这部小说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篇文章至今仍是狄更斯研究的经典之作。全增谷虽然后来专攻西方哲学，但他在外国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在学术界仍享有盛誉。（黄松杰《全增谷与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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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在中国教授现代西方哲学的先河 #

在哲学领域，全增谷是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首批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之一，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位教授。虽然全增谷留下的哲学著作不多，不能充分体现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国内哲学界的地位和声誉。他在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都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 #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全增谷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西方哲学简史》，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之一。与许多大型的西方哲学史著作相比，这本不足五万字的小册子或许显得有些“寒碜”。但用黄松阶的话来说，“它把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分期分流，概括要点，讲解得清清楚楚。今天，任何人只要记住这本不足五万字的‘简史’，都可以说掌握了西方哲学的‘精髓’。”全增谷本人也在前言中写道，这本“简史”就像是一盘“点心”，其目的只是为了刺激读者的胃口。 因为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所以尽量避免了哲学家们常用的很多特殊术语，让人“云里雾里”的毛病。“一本好的入门书，是建立在作者对内容的全面熟悉和掌握之上的。这本‘简史’就鲜明地体现了全先生一生治学、教学、科研的特点：精通、通俗易懂。”黄松杰说。 #

什么是哲学？这是研究哲学最基本、最难回答的问题。全增谷在《西方哲学简史》的开篇中借用了美国哲学家霍金的定义——哲学是对信仰的批判，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哲学就是让我们被智慧所引导，而不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所以它的功能就是解放思想，改变任意妄为的怪癖，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寻求知识，履行本分。他把哲学分为三类：对宇宙各种信仰的批判，形成宇宙论和本体论；对知识各种信仰的批判，形成认识论；对善恶、美丑等价值观各种信仰的批判，形成价值论（包括伦理学和美学）。

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全增谷主张对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有更宽广的理解，除了宇宙论、认识论之外，还应该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等。因此，在学习哲学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一些历史、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黄松阶看来，这一主张符合20世纪初以来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哲学的现实。全增谷从古至今从不忽视哲学发展史的任何一部分。姚介厚曾把他的学术思想概括为“贯通古今，古用于今”。在他看来，西方哲学史是一个既继承又变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思想有机整体。 其中，他特别强调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根源，与后来的西方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不了解古希腊哲学，就很难深入研究后来的哲学。据学生回忆，他非常喜爱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并收集了多本英文译本供学生研读。

全曾谷通古今，近代西方哲学是他一生的研究重点。这或许与他在哈佛读书的经历有关。20世纪20年代初，英美哲学界掀起了“反理想主义”、提倡“新实在论”的浪潮。全曾谷留学期间，“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怀特海也恰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在《西方哲学简史》中，全曾谷专门用一章来论述近代西方哲学。后来，他还想写一本专门介绍近代西方哲学的书，但最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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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时任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的全增谷调入哲学系，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逻辑教研室主任。1961年，全增谷在哲学系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名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系统阐述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的高校中堪称“首创”。这门课程后来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复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黑格尔之后的百年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代，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激变的历史时期，哲学是了解这一时期人类认识的一面极好的镜子。但在当时，讲授现代西方哲学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它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是政治“禁区”。而且，从学术角度看，对黑格尔之后百年的西方哲学进行梳理、评论，将其系统化为一门学科绝非易事。（黄松杰，《全增谷与西方哲学》）

但全增谷依然坚守着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全增谷还深入研究了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学术论文，这些是当时学者不敢涉足的领域。这一时期，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带有阶级性和政治性，全增谷的学术研究自然难以摆脱这方面的影响。但即便在批判西方现代哲学时，他依然坚持从西方哲学概念、术语、命题的实际意义出发进行分析和批判。 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哲学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总有一定的基础，总有自己的‘理’和逻辑，我们要通过这些看它们是否充分合理、自洽，以达到科学的分析，以理服人。我们不能先定出几个框架，再从哲学家的著作里挑出几句话，结果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曲解原意的。”（全增谷《谈怎样研究西方哲学》） #

20世纪60年代，全增谷应当时的高教部的邀请，开始编撰西方哲学史讲义。原意是作为一部普及全国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出版。这些讲义在文革开始前就已写好，可惜在文革中全部散失。“拨乱反正”后，西方现代哲学研究逐渐被解禁。20世纪70年代末，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全增谷任第一任研究室主任。他继续致力于西方哲学史的编撰。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哲学史》出版，获全国教材优秀奖，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复旦大学哲学系也很快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全增谷的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培养学生是“手工作坊式”的细致工作 #

全增谷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1962年，教育部正式实行研究生报考录取制度，黄松杰和姚介厚成为他招收的第一批正式的西方哲学研究生。从此，全增谷家的客厅成了学生们的教室。他的妻子胡文书女士对此毫无怨言，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她曾开玩笑说：“你们那儿更像一个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做事一丝不苟！”全增谷回应说：“你们要这样学好！”（黄松杰，《百年复旦哲学园的园丁》） #

在西方哲学专业学习中，全增谷教导学生首先要阅读、领悟哲学家的原著，强调学生读书要用脑子，要有自己的体会和感悟，不能让书中的“武士”在脑海里跑来跑去，什么都不留。他要求学生每月交一篇读书心得或文章，并认真批改。他常说写文章要避免空洞的论证，要有实质、有证据。他说科学研究要像一块善于吸水、善于放水的海绵。在学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他特意安排学生到华东师范大学拜访徐怀祺先生（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请教。他还多次带学生到南昌路上海科学会堂参加上海哲学学会关于西方哲学的活动。 全增谷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熟读书籍资料，常备书给学生研读，有的从图书馆借阅，有的自己收藏，深受学生感动。（姚介厚《师法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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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增谷看来，专业的英语能力也是学好西方哲学的必备技能。 姚介厚回忆道：“记得第一次到全先生家里求教时，他拿出一本英文书，上面指定了一段关于古希腊哲学的内容，让我们立刻翻译，当场审阅修改。他非常重视我们研究生的公共英语课，最后口试的时候，外语系原主任突然到场，外语系主考官和我们两人都很感动，也有点紧张，幸好我们考得很高分，没有挂科。他亲自训练我们专业英语，方式是指定英文原书的一部分让我们当场翻译，他给予批改，同时训练我们的阅读理解和口译能力。我本科时学的是俄语，只靠看英文书维持高中的英语基础，专业英语能力是在全先生的指导下培养起来的，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交流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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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学态度上，全增谷要求学生严谨踏实，不急功近利，他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据学生回忆，“他上课总是精心准备讲稿，听他讲课就像在记一篇完整的文章。写论文更是一丝不苟中西文化概论，层层分析，逻辑性强。他和妻子合译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常常为哪个中译本最好而争论不休。”即使译书出版后，他也要反复审阅、仔细修改。“文革”后期，他被分配到“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与物理系王福山教授一起翻译了几部难度较大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梅森的《科学史》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与学生讨论《科学史》时说，尽管他已读过二十多遍，但这本书出版后，他仍不满意。正如黄松洁所说：“全先生学识渊博，但为人低调，不愿表露。他讨厌炫耀、自吹自擂，反对匆匆读而不深究，更反对不知而装懂。这是他那一代很多学者的共同特点，但在全先生身上更为突出和典型。”（黄松洁，《复旦哲学园的百年园丁》）

文革期间，学生论文题目被要求更改，权增和的研究生教育被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文革结束后，权增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妻子在文革期间去世更是给权增和造成了心理打击。他还没来得及用自己的渊博学识指导新来的博士生，权增和便在1984年去世了。

但师从的那段短暂时光，却在黄松杰和姚介厚身上留下了终生的烙印。正是在老师的启发下，姚介厚后来重拾古希腊哲学，并将其作为自己终身的研究方向。在200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古希腊罗马哲学》后记中，他动情地写道：“60岁高龄，终于写完这本书时，不禁对恩师全曾和教授心怀感激……恩师离世已二十余年，本书虽算不上硕果累累，但也算是对他的致敬。”而复旦西方哲学领域，全曾和辛勤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如今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