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儒墨同显，墨子兼爱精神获孟子推崇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儒家与墨家并驾齐驱，尽管思考各异，却相互映衬，形成互补的对立关系。墨子起初研习儒学，继而发现了儒学的不足，遂创立了墨学，既非完全否定儒学，又有所超越，对儒学进行了补充和革新，并提出了如兼爱等关键的人文学说原理。墨子认同孔子的学说中存在“正确且不可更改”的真理元素。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是唯一能与儒家学派比肩而立的学术流派。 #

墨翟著、清黄丕烈校跋《墨子》 资料图片

《古代思想家—墨子》邮票 资料图片

孟子高度赞誉墨子所倡导的广泛爱心所展现的人格魅力。《孟子·尽心上》中记载：“墨子心怀兼爱，不惜摩顶放踵，以利于天下，他愿意这样做。”墨子主张全人类应相互关爱，共同受益，即便自身遭受极大磨难，直至化为粉末，只要能对整个世界带来益处，他也心甘情愿地付出。这种牺牲自我、惠及他人的高尚情操，彰显了墨子追求真理、善良与美好的崇高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颂扬，其影响至今仍深远流长。

鲁胜在《墨辩注序》中提到：“孟子虽非墨子，然而在辩论言辞上，与墨子颇为相似。”孟子虽不赞同墨子的主张，然而其思维与表达方式却源自墨子，二者极为相似。在辩论中，孟子常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中记载：“若是指尖不如人，便知道厌恶；若是内心不如人，却不知厌恶，这就是所谓的不知道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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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常用“不知类”一词来标识其归谬反驳法，这一惯用语曾帮助他成功说服鲁班和楚王，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进攻。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巧妙地继承了这一技巧，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言道：“我有能力举起千钧之重，却无法举起一根羽毛；我有足够的视力看清秋毫之末，却看不见整车的柴草。”孟子的这种归谬之辞，比喻形象，广为流传，为世人所熟知，成为普遍学习的思维表达典范。

儒家与墨家学说各有其独特之处，若能扬长避短，便能更好地领悟全面的真理和治理国家的良策。这种观点，正是司马迁、班固等历史思想家对儒墨学之间关系的经典概括，亦为当今我们正确认识儒墨关系的正确导向。 #

自公元前五世纪墨子提出《兼爱》等关键论著，历经近三百年至前三世纪后期墨家《墨经》六篇的编纂，墨家学者从十余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兼爱学说的深刻内涵。在兼爱论题的论述中，墨家强调人类共有的本质属性，以及爱的全面性、广泛性、彻底性、全面性、互动性、平等性和不可分割性，认为兼爱代表了人类追求善良的理想与奋斗的目标。

墨家倡导的“兼爱”思想，亦称尽爱、俱爱或周爱，其核心在于强调对所有个体，无论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时代等差异，均持平等之爱。这种爱意涵盖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所有人，以及未来的所有个体兼爱非攻是什么意思，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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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在其“兼爱”思想中阐述了“仁义”的重要性。《兼爱下》篇中提到：“兼爱即是仁，亦是义。”在《墨子》一书中，“仁”字被提及达116次。这里的“仁”指的是对人的爱，而“仁爱”则是指所有人之间都应相互关爱。墨子“兼爱”理论的核心，建立在人类普遍具有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墨家学派坚信，全人类必然拥有一种共通的本性。《辞过》中记载：“天地间循环往复，四海之内无所不包，天地之情，阴阳之合，无不具备，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也无法改变。如何知晓其理？圣人有所传承：谈及天地，便说上下之分；论及四时，便说阴阳之变；说到人情，便说男女之别；至于禽兽，便说雄雌之异。这些真实的天地之情，即便是古代的圣王也无法更改。”墨子提倡“爱无界限”（即兼爱），这体现了手工业行会成员之间追求平等互助的纯真愿望，并明确阐述了关于全人类共通的人性、人格和人权理念。墨家的“兼爱”教义，堪称最为纯粹的人道主义思想。

墨子提出的“兼爱”命题，其核心要义在于主张“每个人都应当关爱每一个人”，这属于“应当如此”的道德伦理范畴，而非“实际如此”的事实逻辑范畴。《墨经》中专门设有条目进行举例说明，以点睛之笔揭示了“道德逻辑”与“事实逻辑”之间本质上的差异。 #

《墨经》中通过提出“并非所有人都是黑色”这一论据，来对“所有人都是黑色”这一论题进行质疑，其推理过程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当用“有人不受爱戴”作为论据（例如盗贼、侵略者），去反驳“每个人都应当爱所有人”这一主张时，其推论则被认为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论据和论题都涉及事实，但前者并不符合真值逻辑同一律的规范。论据涉及事实，属于“实然”的真值逻辑领域，而论题涉及理想，属于“应然”的道义逻辑领域，并不属于“实然”的真值逻辑范畴。由于逻辑系统存在差异，因此推论的规则形式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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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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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兼爱”理念，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源于对全人类共同人性的认识，但这与宗法等级制的原则相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兼爱”这一理想始终未能实现，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美好愿望，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儒家倡导“爱有等差”，这一理念符合宗法等级制度的需求，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表现出的关爱程度各异。其人性论的核心和根基，是强调“亲亲尊尊”的“血统论”，这种观念在中世纪漫长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成为了主流的统治思想。而墨子则坚决抵制儒家的“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他提出“可学而能”的普遍人性论，这被视为一种科学的认知理论（认识论），并认为知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尚贤下》中言：“王公贵族，若因血缘而得尊贵，无德无才，容貌出众，此等人非可效仿之典范。”若仅凭出身显赫，试图统治国家，不经过学习，获取智慧，“此犹如让哑巴担任外交官，聋人担任音乐家”，恰似让不会说话的人去处理外交事务，听不见声音的人去指挥乐队，结果只会导致国家治理愈发混乱。

孟子对墨家学说进行驳斥，认为“无父无君”的行为如同禽兽。“辟”字在此处可理解为驱逐、摒弃或排斥。宋代诗人陆游在《杂兴·孟子辟杨墨》一诗中提到：“孟子辟杨墨，吾道方显赫。”他比喻说：“伐木应从树根开始兼爱非攻是什么意思，攻击敌人应直击要害。”孟子的这种对墨学的批判，使得儒家思想得以更加鲜明地展现。 #

《兼爱上》中提到：“乱象的起源，在于人们之间缺乏相互的关爱。不孝顺父母，便是所谓的乱象。子女若只爱自己而不爱父母，便会损害父母利益而图谋私利。”墨子明确主张“爱父爱君”，他从未提倡“无父无君”的观点。孟子则批判墨家的“无父无君”理论，认为这是“禽兽行径”，认为他们“率兽食人”，不顾事实，不讲道理。 #

孟子的批判逐渐演变成中世纪两千年封建官方对墨学进行严厉打压的“霹雳”，成为墨学衰亡的强大外部因素。《四库全书》收录了儒者的著作，其中儒者作品占据二十四卷，共计二十五处，篇幅冗长，论述放肆，无限拔高，诬陷“墨氏兼爱”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并认为洪水猛兽的祸害虽然一时显现，但墨学兼爱的危害却是潜移默化，遗患无穷。汉至清两千多年，封建国家机器汇聚辟墨洪流。 #

孟子对墨子进行了批判，这一行为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被认定为对墨子的政治评价和人格判断，根本不存在任何翻案或平反的可能性。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儒家学者将孟子的观点视为不可动摇的法则和真理的标杆，这种做法典型地体现了“以权威为依据”和“以多数人的意见为证”的错误，充斥着心理层面的诡辩和论据上的缺失。 #

在极其严苛的政治言论氛围中，一旦有人对墨子发表哪怕是一点公正的言论，只要与儒家思想略有分歧，便会立刻被扣上“异端邪说”的帽子，随即遭受猛烈的抨击和打压。 #

汪中，字容甫，生于1745年，卒于1794年，自幼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在他35岁那年，即1780年，他成功考取了生员（秀才）的资格，并由此获得了选拔贡生的机会。汪中深入研究墨子的学说，撰写了《墨子序》一文，对墨学推崇备至，认为墨子是一位具有救世情怀的仁人。在文中，他指责孟子对墨子的误解，认为孟子诬陷墨子“无父”。他指出：“墨子提倡兼爱，教导世人尽孝道，却有人诬称他为无父之人，这显然是错误的！”后世之士，天天研习孟子的学说，却未曾阅读过《墨子》的原著，他们仅凭听闻，这也并不足为奇。《墨子》倡导兼爱，教导世人要孝顺父母，而孟子却指责墨子的兼爱是“无父”，这显然是对墨子的误解。“因此，墨子对孔子的诬蔑，就如同孟子对墨子的诬蔑一般，归根结底只是因为他们各自追求的道不同，无法达成共识罢了。”孔子、墨子、孟子三人，由于所倡导的道义不同，无法相互合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汪中的这两句话，合乎常理人情，本无任何不当之处，却遭到了官方儒者翁方纲的恶意指责，遭到了他猛烈的抨击。 #

翁方纲，乾隆年间进士出身，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内阁学士并兼任礼部侍郎，鸿胪寺卿，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以及广东、江西、山东等地学政。《四库全书》中八处提及了他的名字。在其《复初斋文集》卷十五中，翁方纲提到：“有生员汪中，竟公然为《墨子》撰写序言，自称精通《墨子》，并敢于指责孟子‘兼爱无父’的说法是对墨子的诬蔑，这无疑是背离名教的罪人。”方授楚指出，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名教之罪人”的人，罪行严重者甚至可能被处以极刑，将汪中归咎于此类罪行，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

在现今这个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墨子兼爱学说的核心要义，汲取孟子对墨学误解的历史教训，探究墨学衰落的原因，并推动儒家与墨家学说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这一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当代学者的一项重大责任。因此，儒家与墨家学术界应当携手合作，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儒学与墨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创儒家与墨家学说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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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3年10月1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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