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瑞典学院演讲全文: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莫言瑞典文学院演讲全文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身着中山装,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长达一分钟的获奖感言。演讲的主题是“讲故事的人”。在演讲中,莫言回忆了自己的母亲,回顾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在场的观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全文) 尊敬的瑞典文学院院士们、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都了解了偏远的高密东北乡。你们可能见过我九十岁的父亲,见过我的兄弟姐妹,见过我的妻子、女儿,见过我一岁四个月大的孙子,但此刻我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你们永远也见不到她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荣耀,但我的母亲却不能分享。 最痛苦的,是亲眼看到母亲被打耳光。母亲1990年出生,2000年去世,骨灰埋在村东的桃园里。去年有铁路要经过那里,我们只好把她的坟墓迁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挖开坟墓后,我们看见棺材已经腐烂,母亲的骨头也和泥土混在一起了。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出一些土,搬到新坟上去。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演讲,就是对母亲的演讲。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得最早的事情,是扛着家里唯一的水壶去公共食堂烧水。
由于我饥饿无力,不小心把保温瓶打碎了,吓得钻进草堆里,一整天都不敢出来。晚上,我听见妈妈喊我的小名,我从草堆里爬出来莫言瑞典演讲,以为会被打骂,可妈妈不打我也不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叹气。我记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是我跟着妈妈到集体田里摘麦穗。守麦田的人来了,摘麦穗的人都跑了。我妈妈小脚缠着,跑不快,就被抓住了。高个子守卫一巴掌打在她脸上,她倒在地上,浑身发抖。守卫把我们捡的麦穗没收,吹着口哨走了。我妈妈坐在地上,嘴角流着血。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 很多年以后,当那个守着麦田的男人变成白发老者在集市上遇见我时,我冲上去要报复,可母亲却拦住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打我的人和这个老头子不是同一个人。”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很少包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我们正在吃饺子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找上门来。我端着半碗地瓜干想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一个老头子,你吃饺子,却让我吃地瓜干,你这是何等的狠心?”我怒道:“我们一年吃不了几次饺子,每人一小碗,连半碗都吃不饱!给你地瓜干就好了,你要就拿去,不要就滚!” 母亲骂了我一句,然后端着自己那半碗饺子往老爷子的碗里倒了下去。
最让我后悔的事,是跟着母亲卖白菜时,有意无意地多收了买白菜的一位老人一毛钱。数完钱,我就去上学了。放学回家,看到很少哭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没有责骂我,只是轻声说:“儿子,你让我丢脸了。”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疾病、劳累,使我们家陷入了困境。我们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有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觉得母亲随时都会自杀。每当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大声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莫言瑞典演讲,我就放心了。如果一会儿没听到她的回应,我就吓坏了,跑到厨房、磨坊去寻找她。 有一次我找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见到妈妈,就坐在院子里哭。这时妈妈从外面扛着一捆柴草进来了。她对我的哭闹很不满意,但我又不能向她诉说我的烦恼。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吧,我虽然生活上没有什么乐趣,但除非阎王召唤我,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喜欢讲故事,我的名字“莫言”似乎是对我丑陋外表的讽刺。村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几个性格霸道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了我一顿。我痛苦地回家,妈妈对我说:“儿子,你不丑,有鼻子有眼睛,四肢健全,哪里丑了?而且只要你心地善良,多做善事,即使长得丑,也能变得漂亮。” 后来我进了城,还是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背后甚至当着我的面嘲笑我的相貌,我记得母亲说过的话,很平静地向他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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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识字,但她对识字的人却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贫困,常常没饭吃。但每当我叫她去买书和文具时,她总会让我满意。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当我因读书耽误了工作时,她从不批评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位说书人,我偷偷跑去听故事,把她给我安排的活都忘了。为此,母亲批评了我一番。晚上,她在小油灯下给家人做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听那位说书人讲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懒散的人,从他们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她也不再在集市日给我安排活儿,心照不宣地允许我去集市听故事。 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很快,我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我不断地在故事中添加更多的细节,编造一些情节来取悦母亲,有时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不仅是母亲,还有姐姐、姑姑、奶奶。母亲听完我讲的故事后,有时会担心地说,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儿子,你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要靠当话痨谋生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心,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话痨孩子是令人讨厌的,有时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 #
我在小说《牛》中写的那个因为多话而被村里人讨厌的孩子,正是我童年的写照。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做一个沉默寡言、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表现出了很强的说话能力和很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危险,但我讲故事的能力却给她带来了乐趣,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俗话说:“改变江山易,改变本性难”。尽管父母谆谆教诲,我却没有改变喜欢说话的本性,这让我的名字“莫言”似乎成了对自己的讽刺。我是有神论者,相信万物皆有灵性。小学毕业前就辍学了,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地里放牛羊。 当我牵着牛羊走过校门,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嬉戏打闹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深深感受到了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集体之后的痛苦。到了荒地,我把牛羊放走,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原一望无际,四周没有人,没有人的声音,只有天空中鸟儿的歌声。我感觉很孤单,很寂寞,心里空荡荡的。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中飘荡着懒洋洋的白云,脑海里浮现出许多莫名的幻想。我们这边有很多关于狐狸变美人的故事,我幻想着有一只狐狸变美人陪我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可是有一次,一只火红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里跳出来,我吓得蹲在地上。
狐狸跑了,我却还在颤抖。有时我会蹲在牛旁边,看着那双蓝色的牛眼睛,看着牛眼里的自己,有时我会模仿鸟叫声,试着和天空中的小鸟对话,有时我会向一棵树诉说心里话。但小鸟不理我,树也不理我。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小说家时,我的许多幻想都被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苦笑。正如中国圣人老子所说:“福在祸在,祸福相依。”我童年时辍学,饱尝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正因为如此,我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一样,早早地开始阅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 前面提到的集市说书,只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辍学后,我混迹于大人之中,开始了漫长的“用耳朵读书”生涯。200多年前,我的家乡出了一位伟大的说书人,名叫蒲松龄,我们村里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是他的后代。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里,在爷爷奶奶温暖的炕上,甚至在摇摇晃晃的牛车里,我听过许多鬼故事、历史传说、趣闻轶事。这些故事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家族历史息息相关,让我有很强的现实感。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有一天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对故事着迷的孩子,听别人讲故事听得入迷。
那时的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相信万物皆有灵,看见大树,就会肃然起敬,看见小鸟,就会觉得它随时都可能变成人,遇见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动物。每天晚上从生产队工作档案室回到家,无边的恐惧包围着我。为了勇敢起来,我边跑边大声唱歌。那时的我正处于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唱歌对同乡来说是一种折磨。文学创作必须霸道、任意妄为。我在家乡生活了21年,这期间,离家最远的一次是坐火车去青岛,在锯木厂巨大的原木中差点迷路。当母亲问我在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也没看到,只有一堆堆木头。 但正是这次青岛之行,让我有了离开家乡、走出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2001年,我入伍,背着母亲卖掉结婚首饰给我买的四卷《中国通史》,离开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我既爱又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时期。我必须承认,没有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这样的作家。在枯燥的军营生活中,我迎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听故事、用嘴讲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讲故事。这条路一开始并不顺利,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是一座文学的富矿。那时的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写英雄模范。 因此,我虽然发表了几部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2000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导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和指导下,创作了《秋水》、《干涸的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多部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词。从此,就像漂泊的农民有了一块土地一样,像我这样的文学流浪者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的启发。我没有认真读过他们的作品,但他们那种开创世界的英雄气概激励了我,让我明白,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顺从,但在文学创作中,却必须霸道、专断。 我跟随这两位大师两年,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个燃烧的火炉,我是一块冰块,如果我离他们太近,就会被他们蒸发。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作家之所以会被某位作家影响,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性。正所谓“两心相通”。所以,虽然我没有很仔细地读过他们的书,但只读了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做了什么、怎么做,然后我明白了我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应该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
我的方式是我在集市上认识的说书人的方式,是我爷爷奶奶和村里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坦白说,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我的听众会是谁,也许我的听众会是我母亲这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会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原本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比如那个在干涸的河里被打的孩子,比如那个透明胡萝卜里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孩子。我确实因为做错事被父亲打过,我也确实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拉过风箱。当然,不管个人经历有多么奇怪,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里。小说要有虚构性,要有想象力。很多朋友都说,透明胡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我不反驳也不认同这一点,但我觉得,透明胡萝卜是我作品中最具象征意义、最有意义的一部。 那个全身漆黑,拥有超人忍受痛苦和超人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所有小说的灵魂。虽然我后来的小说中写了很多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说,一个作家创造的人物中,总有一个领袖,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领袖。他不说一句话,却有力地带领着各种人物在高密东北乡的舞台上尽情表演。母亲自己的故事永远是有限的,讲完自己的故事,还要讲别人的故事。 #
于是,从长辈口中听到的亲人的故事、村里人的故事、祖先的故事,像听到集合号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现出来。他们满怀期待地看着我,等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姑母、叔父、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中出现过,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很多老乡,也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过。当然,我把他们用文学的方式处理了,使他们超越了自我,成为文学中的人物。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出现了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很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耐心地回答问题,但很快,她就烦了,跑到县城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原型,但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很大的不同。 小说里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还像个女匪。现实生活中的姑姑善良开朗,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过得幸福美满,而小说中的姑姑却因内心剧痛,晚年患上了失眠症,身穿黑色长袍,像鬼一样在黑夜中徘徊。我很感激姑姑的包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里那样写她而生气。我也很佩服姑姑的智慧,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母亲去世后,我非常伤心,决定写一本书献给她。 #
这就是《丰乳肥臀》这本书。因为心中有计划,又满怀感慨,所以,我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写出了这本1万字的小说初稿。在《丰乳肥臀》这本书中,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亲身经历相关的素材,但书中母亲的情感经历,要么是虚构的,要么就是根据高密东北乡众多母亲的经历改编的。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我写下了“献给在天之灵母亲”,但这本书其实是献给天下的母亲们的。这是我的豪情壮志,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作家要站在人的立场上,作家的创作过程是独一无二的,我每一本书的立意和灵感也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小说源于梦境,比如透明的胡萝卜,而有些小说则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比如《天上长蒜苗的歌》。但无论是源于梦境还是现实,最后都要与亲身经历相结合,这样才能成为一部个性鲜明、用无数鲜活的细节塑造典型人物、语言丰富、结构巧妙的文学作品。需要一提的是,在《天上长蒜苗的歌》中,我让一位真正的说书人出场,并在书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很抱歉使用这位说书人的真名,当然他在书中的一切举动都是虚构的。在我的写作中,这种现象出现过很多次。写作之初,我用的是他们的真名,希望获得一种亲切感。但作品完成后,我想把他们的名字改掉却觉得不可能。因此,与我小说人物同名的人找到了我父亲,发泄他们的不满。 父亲代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也劝他们不要太当真。
我父亲说:“《红高粱》第一句话就说我爸是土匪,我不在乎,你又何必在乎呢?”我在写《天上蒜薹之歌》这种贴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敢不敢批判社会的阴暗现象,而是这种炽热的激情和愤怒,会不会让政治压倒文学,把这部小说变成社会事件的纪实报道。小说家是社会中的人,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写作,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人都当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源于事件却又超越事件,关心政治却又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经历了漫长的艰苦生活,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也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悲悯。 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难以准确用是非善恶来定义的阴霾区域,而这片区域正是作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作品只要准确生动地描述了这片充满矛盾的阴霾区域,必然超越政治,具备优秀文学的品质。无休止地谈论自己的作品很无趣,但我的生活与作品紧密相连,不谈作品就觉得无话可说,所以还请各位原谅。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故事讲述者,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小说《檀香刑》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无视读者的话,那么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众多的听众,生动地讲述着故事。
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积极学习过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玩过各种叙事手法,但最后还是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静止的回归。《檀香刑》及其之后的小说,都是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借鉴西方小说技巧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所谓的创新,基本上就是这种混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国内文学传统和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营养一样。最后,请允许我讲一下我的《生死累》。这个题目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世界各地的翻译家对这个题目的翻译都很头疼。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佛教经典,对佛教的了解自然也很肤浅。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很多基本思想都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世间的很多纷争在佛教徒眼中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愿景下的世界,显得很悲哀。当然,我写这本书,并不是想布道,我写的是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人的局限和人的忍耐,以及人们为了追求幸福、坚守信仰而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在我心中,孤身一人对抗时代潮流的蓝脸,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小时候,我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制手推车从我家门前的路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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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车的驴是瘸子,牵驴的是他裹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群体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显得那么奇怪、那么格格不入。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他们也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他们路过街头时,我们会义愤填膺地向他们扔石头。多年后,当我拿起笔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我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会把他的故事讲给世人听,但直到2000年,我在一座寺庙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我才意识到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式。我像一个看客一样看着人群的表演。在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开始我以为争论的对象是我,但渐渐地,我感觉争论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人。我像一个观众,看着众人的表现。我看到胜利者身上披满了鲜花,还被扔了石头,溅了脏水。我害怕他落败,但他却笑着从花石中冒出来,擦去身上的脏水,平静地站在一旁,对众人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就是写作。我要说的话,都写在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会被风吹散,但用笔写下的话,永远不会被抹去。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权利强迫你读我的书。即使你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指望你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像他一样。
当今这个时代尤其如此,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应该允许一些人不哭。虽然我不想说什么,但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不得不说话,所以我就简单地多说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参观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放声大哭。为了让老师看到我的表演,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几个同学偷偷往脸上抹口水,假装流泪。我还看到,在那些哭得稀里哗啦的同学中,有一个同学脸上没有泪水,嘴里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用手捂住脸,而是睁着眼睛看着我们,眼神里带着惊讶或困惑的表情。事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行为报告给了老师。 为此,学校曾给这位同学警告过。多年后,当我向老师坦白我的背叛行为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谈这件事情的同学多达十几个。这位同学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每当想起他,都感到深深的惋惜。这件事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大家都在哭的时候,应该让一些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的时候,应该让一些人不哭。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一个老军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座位,自言自语道:“哎呀,没人吗?”我立即站起来,大声说:“难道我就不是人吗?”老军官红着脸,尴尬地退了回去。
我为此骄傲了好久,以为自己是个勇敢的战士,但多年以后,我却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请允许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爷爷多年前告诉我的:有八个泥瓦匠出去干活,为了躲避一场风雨,他们躲在一座破旧的庙宇里。外面的雷声越来越大,庙宇外火球滚滚,空中仿佛有龙的声音。大家都吓得脸色苍白。一个人说:“我们八个当中,肯定有一个人做了什么害世人的坏事。谁做了坏事,就走出庙宇去接受惩罚,免得连累好人。”自然,谁也不愿意出去。另一个人提议说:“既然谁也不愿意出去,那我们就把帽子扔出去吧。谁的帽子被吹出庙门,谁就是做了坏事,就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都把帽子扔出了庙门。 七个人的帽子被吹回了寺庙,只有一个人的帽子被吹了出去。大家都劝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想出去,于是大家就把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我想大家都已经猜到故事的结局了。那人刚被扔出庙门,破败的庙宇就倒塌了。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因为讲故事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会继续讲我的故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