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甘瓜于清泉 【知识点】顾随中国古典讲录与散文之大师

按:顾随讲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逐句鉴赏,论述汉语文章之美——曹丕此文真有情操,情是热烈的,而操是有节奏的、有纪律的。使热烈的人感情合乎纪律,即诗之最高境界。中国散文家内,古今之中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感情又如此其热烈者。在历史上人皆痛恨文帝而同情曹植,其实他那位弟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曹氏父子,在诗,子桓(曹丕)、子建(曹植)不及武帝(曹操);在文,武帝、子建不及子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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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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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与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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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子桓)《与朝歌令吴质书》 #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昭明文选》卷第四十二“书中”载《与朝歌令吴质书》。
顾随讲《与朝歌令吴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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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中国文学批评与散文之开山大师。 #
前所讲《答苏武书》《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报孙会宗书》诸篇,文章好,而其中皆有说理。魏文帝之《与朝歌令吴质书》(五月十八日)只是抒情,虽为散文而有诗之美,可称散文诗。
中国文字整齐、凝练,乃其特长。如四六骈体,真美,为外国文字所无。可是整齐、凝练,结果易走向死板,只馀形式而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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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之《与朝歌令吴质书》虽整齐、凝练,而又有弹性、有生气、有生命。鲁迅先生的文章即整齐、凝练中有弹性、有生气。而如明清八股无弹性、无生气。《答苏武书》《报孙会宗书》则有弹性、少凝练。人与文均须有情操。曹子桓此文真有情操。情浮甘瓜于清泉,情感;操,纪律中有活动,活动中有纪律,即所谓操。意志要能训练感情,可是不能无感情。如沈尹默先生论书诗句所言:“使笔如调生马驹。”(《论书诗》)李陵做人、作文皆少情操,《答苏武书》太不能“调”。曹子建满腹怨望之气,诗文让人读了不高兴。
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之开端,寒暄、感旧: #
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 #
“愿言之怀”,出于“愿言思子”(《诗经·邶风·二子乘舟》)。“愿言”,语词,补足语气。此但言“愿言”,实不可代“思子”成歇后语矣。 #
有法可学者必有弊,法未学成,反学成其弊习。无法可学反要去学,方为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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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思”数句,音节好,不关平仄,且有层次:
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
六朝时人性命不保,生活困难。文人敏感,于此时读书真是“苦行”,而于“苦行”中能得“法喜”(禅悦)。别人视为苦,而为者自得其乐。人在安乐中生出,不了解人生;人在苦行中生出,才能真正了解人生。
太平时文章,多叫嚣、夸大;六朝人文章静,一点叫嚣气没有。 #
沈约《宋书》最可代表六朝作风。人皆谓六朝文章浮华,而沈约《宋书》虽不失六朝风格,然无浮华之病。 #
六朝人字面华丽、整齐,而要于其中看出他的伤心来。《世说新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伽蓝为梵文音译,庙),皆可看。北魏杨衒之作《洛 #
阳伽蓝记》漂亮中有沉痛,杨衒之写建筑、写佛教,实写亡国之痛,不可只以浮华视之。(老年人说伤心事与说高兴事同,实最大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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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叫嚣写沉痛感情,必非真伤心。要拿伤心换人同情,必将伤心换为寂寞心,从寂寞中生出一种东西,才能打动人心弦。魏文帝虽贵为天子,而真抱有寂寞心,真敏感,如清代早亡之纳兰性德。
谈话最融洽时是心的接触,故曰“高谈娱心”,下字实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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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筝顺耳”,“哀”,五臣注:“哀筝,谓筝声清也。”清,即凄清之清。“顺耳”,五臣注:“所欲则奏,故曰顺耳。”此乃世法,甚浮浅。筝“哀”,故能“顺耳”,哀与顺有关。(喜剧是浮浅。)“顺耳”,实声音与灵魂已交响。 #
公教之赞美歌、佛教之梵呗,皆此故,以音乐表现最高精神。平日谈话虽有音,亦有字。字有字义,乐则仅有音,以音之高下、长短、疾徐表现灵魂的最高境界,此乃语言、文字所不能表现。故每宗教皆曰救灵魂,所谓净土、天堂,皆最高境界,然此究离人太远。儒家大同,是要在尘世上实现净土。罪恶中见出天堂,地狱中见出天堂,此皆最高境界。孔子亦注意乐,“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可见,音乐可与灵魂交响,岂非顺耳? #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放翁《文章》诗句,诗不好,道理是。那么,“哀筝顺耳”(平、平、去、上),瞎猫碰上死老鼠吗?——死猫连死老鼠都碰不上。 #
创作是快乐,而讲出来难。创作只是心一动便出来了。知、行乃二事。 #
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 #
“旅食南馆”之“旅”,有“不当居而居”之义。古诗“井上生旅葵”(汉乐府《十五从军征》),或曰旅葵者,葵不当生于此而生于此谓之旅,盖暂 #
居非常居也。
六朝骈文贵上下句不重复,“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二句嫌复。且人多用之,陈陈相因,了无生气。 #
《韩非子》曾记晋平公之言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难一》)然乐与哀又与权位何干?接下,魏文帝即云: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
“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四句浮甘瓜于清泉,比之李陵《答苏武书》“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先别其异同,然后可言优劣。李陵是扛枪杆的,是愤慨;文帝是沉静的,是敏感的。愤慨、沉静,汉魏两朝之文章分野即在此。 #
汉人文章使“力”。(胡适先生以为汉人文章除王充《论衡》外,无思想。)盖汉人注意事功,思想亦基于事实,是“力”的表现。总欲有所作为,向外的多。至魏文帝曹丕不是“力”,而是“韵”。“力”与“韵”皆非思想,然“韵”盖与“感”有关。“感”有二种:一为感情,心灵的(灵、心);一为感觉,肉体的(肉、物)。佛说“六根(六触)”: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属于肉,后一根属于灵。“韵”与感觉、感情有关。“月”“笳”“风”,眼、耳、身,一感,心一动(意),则“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
“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是无名悲哀。多怀善感,在此处或尚非多怀,实是善感——酒阑灯灺人散。
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 #
得意时心满意足而不骄傲,不得意时羡慕人而不嫉妒;而又非不要好、不上进。得意时自然心满意足而不骄傲。“余顾而言”,将其得意及身份皆写出。 #
《阅微草堂笔记》,腐。 #
《聊斋志异》,贫。不是无才气、无感觉、无功夫、无思想,而是小器。贫,此盖与人品有关。 #
行文至末尾,叙修书之情形: #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 #
写文章要有中心,讲照应。文章行文须如常山之蛇,击首而尾应,击尾而首应;常山之蛇,首尾相应,牵一发而动全身。此番文字作结,一一叙出“方今之游”:时——“方今蕤宾”,事——“时驾而游”,地——“北遵河曲”,人——“从者”“文学”(文学之臣),正呼应昔日“南皮之游”,点明“物是人非”之慨,诚如所言“常山之蛇,首尾相应”。 #
文章要力的表现、动的姿态(气象峥嵘),如岑参诗句“风头如刀面如割”(《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但要“诚”。凡诚的表现都好,只要不是故意自显,应是内心的要求,是“诗法”,不是“世法”。西洋所说“生命的跳舞”,the dance of life,即余所谓“力的表现、动的姿态”,东坡所谓“气象峥嵘”。力——内,动——外。内在的力(生命),文字的技术(节奏),二者缺一不可。如: #
西海之曲东海东,阴云惨淡卷阴风。 #
交河骨朽草自白,战地血殷花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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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是“力”,是“动”,而且有节奏、步伐;溜冰虽有技术而无节奏。有节奏即有纪律——情操。情是热烈的,而操是有节奏的、有纪律的。使热烈的人感情合乎纪律,即诗之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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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感情热烈而又有情操,且是用极冷静的理智驾驭(支配、管理)极热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节奏。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养。功深养到,学养功深。 #
魏文帝《与钟大理书》云: #
近日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玦,闻之惊喜,笑与抃会。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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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人皆痛恨文帝而同情曹植。所谓“盖棺论定”,只要批评者不换,则其生前不认识此人,老死后仍不能认识。(虽然批评只是向人家宣布自己偏见,然必须有思想、有感情,人始有偏见。)沈尹默亦有言: #
史编要是他人笔,争比当家语意亲。 #
然难做翻案文字,如人形容春夏秋冬,必言“熙春、炎夏(朱夏,《尔雅》有‘夏日朱明’之语)、凉秋、穷冬”。若必为翻案文字,盖有二因:理智与情感。陆游《追感往事》其五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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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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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语云:“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然“豪华落尽见真淳”(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四),金佛度过炉来、木佛度过火来,方见真淳。然真天才不在其内,天才是敏感、早熟。如法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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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斯《波那尔之罪》,三十岁人写老年人心情,真好。老年人精力衰颓还不要紧,怕的是情绪干枯。不过,衰老没办法,而情绪干枯有办法。人当写一本日记,于老年时察见自己少年心情,便能了解少年心理。而老年人多不肯察觉少年心理,察出也不认账。人之交友多取年龄、性格、心情相同。老年人当了解少年人心情,其不了解是健忘;少年人了解老年人心情难,而又非绝对不能了解。能了解是有天才的人。(余不说天才,一是怕挫折锐气,一是怕助长狂妄。而天才之有,必须承认。)屠格涅夫著《父与子》,父与子代表两个时代,除去天性的爱以外,谈不到了解。子对父,不用说知道,即使知道而并不谅解;父对子则根本不了解。(中国就没有一本给儿童、给青年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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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气任性是青年人的勇气,也是青年人的不通。大概不通才有勇气,通了就没有勇气了。 #
法郎斯天才,敏感、早熟。文帝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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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子桓)散文真是抒情诗,有天才,也有苦心。其《与朝歌令吴质书》即如此。
人皆以为写散文较诗易,实则不然。“人莫踬于山,而踬于蛭”(《淮南子·人间训》),写散文易于大胆,大步跑,易有漏洞。
魏文帝散文之用字,可为吾人学文模范教师。如“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数句及“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数句。“妙思六经”之“妙”字,有深、远、高之意;“逍遥”二字叠韵;“优游”与“逍遥”意近似,“优游”亦叠韵。“游”,即孔子所谓“游于艺”(《论语·述而》)之“游”。文中记游曰“高谈娱心,哀筝顺耳”,曰“哀筝”而曰“顺耳”,真是顺耳。如京剧反二黄《乌盆记》《碰碑》,一拉过门,真悲,真顺耳。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则至屋外矣。“旅食”之“旅”即“井上生旅葵”(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之“旅”。不当居而居者曰“旅”,“旅食”或谓野餐之类。“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二句,人皆喜之。“瓜浮”“李沉”固然矣,实不甚好。(今有冰箱,此典已不恰。)六朝文讲对句而上下句意义不同,或为一因一果。如“途路虽局,官守有限”乃六朝文正宗,而非后世之堆砌。而以曹子桓一位散文大师,写到“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清泉”“寒水”,二名词一意义,不好,如曰“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真废话。一篇文章只此二句有缝子,而不能改,没法改,能改曹子桓早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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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时必须找得其惟一恰当之形容词。《与朝歌令吴质书》中间忆旧一段写“昔日南皮之游”,而以学问始——“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庄重严肃。非文帝故意夸大、虚伪,盖当时与游者皆学者,故以学问始乃自然。而此一段论文学乃“主中宾”,故用一“既”字一点即去,其“主中主”仍为游;若主中主为学,绝不能两句就完。
文帝虽写散文而用写诗之谨严笔法,其用字切合且叙述有层次。其《与朝歌令吴质书》有层次,一步紧似一步,一步深似一步,绝非堆砌。写文章一堆砌便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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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家内,古今之中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感情又如此其热烈者。在历史上人皆痛恨文帝而同情曹植,其实他那位弟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故文帝不杀陈王已为仁至义尽。而文帝人真厉害,知陈王无大作为,只能骂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故留之,而任城王黄须儿曹彰被杀。
文帝感觉锐敏、感情热烈,而理智又非常发达。人欲成一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此三条件必须具备。 #
曹氏父子,在诗,子桓、子建不及武帝;在文,武帝、子建不及子桓。此篇《与朝歌令吴质书》叙游部分,先屋内后屋外,先昼后夜,先学后游,由静而动,真有层次,可见其理智。至写到夜间,真写得好,真是文学: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试问何哀?哀者,乐之极也。必感觉锐敏、感情热烈之人始能写出。真是诗一般的散文,是抒情诗。文章写到这儿,不但响,且越来越高、越来越深、越来越远。高已好,深、远尤难。至“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文帝以老大哥自居,而一点不觉得他骄傲,真可爱。至“今果分别,各在一方”,乃汝皆不觉,吾独觉之。“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感情真烧起来。文帝真能操纵自己的感情,压便下去,提便起来,后之诗人有此功夫否?有此修养否?最后几句泛语——“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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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诗的散文是很好的文人的自白,可看出其生活及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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