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因柳宗元而增色,柳侯祠见证贬官文化与失落文官集体的历史

▲留侯庙
一
柳州有柳宗元,在近代中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岭南这片偏僻未开化的角落因为柳宗元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后来柳学的兴起又让这里重新热闹起来,可以说柳宗元大大提升了柳州的色彩,功不可没。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柳州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确切的说,是想见见柳宗元。 #
我当时到柳州出差,柳州离刘侯庙只有咫尺之遥,晚上下班后,我会悄悄地从酒店离开,沿着僻静的小路走到刘侯庙,祭拜刘公。
中国的文化史曾经充斥着荒唐的贬官事件,朝中总有一些不务实、排斥异己的官员,他们玩弄权力,时不时发表诽谤言论,最后皇帝一挥笔,就把一批文人一笔勾销,从此放下笔,浪迹天涯,开始了漂泊的仕途,成为中国失意文官中独特的政治现象。中国的文化史也曾出现过一系列悲壮、宏大而不压抑的文化特写。
这样的流放官员来到柳州的人数难以统计,柳宗元显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二
静静地走进门。 #
感觉才刚走几步,古老雄伟的留侯庙就在黄昏中出现在眼前。我有些慌了,还没做好准备,留侯庙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十分熟悉的地方,让人不知所措。 #
理清思绪之后,柳宗元模糊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 #
他21岁中举,26岁中了文昌帝君的称号,年纪轻轻便功成名就。然而祸不单行,“二王八司马事件”让他的政治命运一落千丈,从此他的人生就与流亡紧密相连:33岁被贬到雍州,43岁又被贬到柳州,26岁步入仕途,47岁死在任上,21年的仕途中有14年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元和十四年(819),宪宗下达大赦令,召柳宗元回京。然而诏书未下,他就因病死在任上,失去了人生最后的转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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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缘分,我还能说什么呢?! #
作为一个流亡者,人的心情常常不好,满腹愁苦是常有的事。柳宗元在人生的最后四年里,心中始终闪过政治的希望和归乡的希望,但他没有失望,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柳州辛勤耕耘,造福百姓,立下大功。“难道这还不够为政吗?”他解放奴隶,开凿水井,兴办学校,开垦荒地,极大地改变了当时柳州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落后愚昧的面貌。 #
这和在永州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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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真变法”失败,志同道合的同僚、朋友纷纷被贬到边远地区,生活十分凄惨。王叔文被贬为豫州司户,不久被处死。王邑被贬为开州司马,到任后不久便病逝。韦执谊、韩泰、陈建、刘禹锡、韩业、凌准、程颐等都被贬为边州刺史。柳宗元本人也被贬为韶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贬,任雍州司马。 #
我在永州呆了十年。
政治上受挫,朋友分离,柳宗元自然心情不好,十分郁闷,再加上司马之职又无实权,所以在永州十年间,他在政治上颇为郁闷,一度靠寄托山水来排解内心的苦闷。 #
我从小受辱,就生活在这种状态中。总是心事重重。有空的时候,就悠然自得地散步,四处游荡。每天和朋友上高山,进深林,探寻曲溪、暗泉、怪石。到了。到了,就坐在草地上,喝壶酒,喝得酩酊大醉。喝醉了,就互相枕着,躺着做梦。心神到了一定限度,梦也有了同样的情趣。醒来回家。我想,州里的山河,有异常的,都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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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的山山水水都触手可及,也因此这一时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刘鹤东全集》540余篇诗歌散文中,有317篇是在永州创作的,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永州八记》。 #
如果政治上的失败导致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那么这样的结果也不能算是坏事。韩愈在《柳子侯墓志铭》中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然子侯罢官不久,终不至矣。纵有从他人而来之人,其文学作品不能自立,以致不能流传至今。”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子侯如愿以偿,做了一时的将军、宰相,谁能以此取而代之呢?如果柳宗元没有被贬官许久,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即便他能在官场上扬名立万,也不可能如此下功夫在文学上成就一番事业。即便子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做了将军、宰相,那么,仕途上的名声和文学上的成就,哪一个更有价值呢?这是有目共睹的。 #
终于,事情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转机。815年,朝廷下诏,命令他回京,并召回了另外七位被流放远方诸侯的司马大臣,其中包括他的好友刘禹锡。一直渴望回到北方的柳宗元看到了希望,高兴极了。灾难终于过去了,他的前途终于不再黯淡。 #
长途跋涉回到长安后,却不料遭受了更大的打击,被贬为柳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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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韶州到永州,再到柳州,每次都是越来越远,对他内心的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在去柳州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好友刘禹锡,在与好友刘禹锡的分别时,他那心灰意冷、痛苦不已的心情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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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劳碌,到了秦京。谁曾想,终是游历在山外。伏波故道尚烟风,翁仲残垣草木茂。只因你懒惰无心,便遭人诟病。莫以文采博名。今日我不必在江边与你告别,流万滴泪。行间洗净斗笠。 #
屡遭挫折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了,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恨,内心已经无法承受生活的重负,然而一到了柳州,情况就不一样了,一路上所见的严酷、荒凉、贫穷、愚昧无知,都让我触目惊心,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放所带来的内心痛苦,好在虽然被流放到了这蛮荒之地,但作为一个地方的最高官,终于有了一个体面的实权,可以实行仁政,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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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创办学校,垦荒建设……这些都是兴利除弊、教育百姓的功绩,柳宗元也确实为柳州做了一些很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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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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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柳州,出东郊,送行者皆贤良淑女。回首告别群佳人,独自穿过杂草,奔赴异乡。六月的烟熏吞噬着我的口鼻,胸口嗡嗡作响,肩头高耸,逃不脱。贵州西南千里,漓江水满石兰。阴森的野葛遮天蔽日,悬蛇如葡萄。到所处几夜,野外满是贼寇,捆壮杀老哭。饿夜行,坐下运筹帷幄,鼓手们敲的铜鼓声响彻云霄。怪伤如箭穿骨,鬼手在丝毫的搏斗中逃生。今年得了霍乱毒病,心绞痛,腹中被戟刀刺,近来精力不济,筋骨外露,头发苍白,满头白发。你如今这么严肃,又在奔波追赶,诗文已尽。神兵连连,破敌不休,四海即将清平。若皇恩忽想地上芦苇荡,十年踏浪已是疲惫不堪。幸好得以脱网,躲过鸟兽的追捕,终于遨游江海。愿望未曾实现,身体却日渐苍老。我怀着澎湃的心绪,向东北望去。 #
元和十一年(816),即柳宗元到任柳州的第二年,就给友人写了一首长诗,叙述了初到柳州的所见所闻,以及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和经历。即使在《魏衡》中,仍能读出一种透入心扉的悲凉和沉重的心情。
你看“独赴异乡,遍野杂草”,我们可以想象,当柳宗元告别前来送行的长安友人,独自来到这个远离中原的异乡,穿过高高的杂草,“六月烟雨”,人们已经气喘吁吁了。柳州到处野藤蔽日,本该是休息纳凉的好地方柳宗元治柳州,然而毒蛇却随处可见,像挂葡萄一样挂在藤蔓上。再加上盗贼猖獗,恶行横行,荒原上人满为患,绑壮杀老,绑架百姓,治安形势严峻显然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那么就不难理解柳宗元“饥夜行,坐而谋略,笼铜鼓鼓手奏”的道理了。面对身后形势的逼迫,面对穷山恶水、恶劣风俗,身为父母官,柳宗元白天忍饥挨饿外出巡视,空着肚子工作,晚上还不得休息,还要继续为地方治理谋划对策,亲自动手。就在此时,他在这个疟疾疫区病重了。“怪疮如箭般锐利,刺入骨头,鬼子手脱身,拼死挣扎,这一年又得了毒霍乱,心腹绞痛如戟刀。”疮疡一天天越来越痛。 《政和政类本草》记载,柳宗元后来用蜣螂心熬成糊状,这才“一夜之间,诸痛皆除”。鬼手从死神手中逃了出来,保住了一条命,但不久之后,他又被霍乱侵袭,最后靠霍乱盐汤才治好。但他已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体虚弱,筋骨露在外面,“露在外面的筋骨寥寥无几,头发苍白浮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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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艰辛,病痛折磨,然而对于柳宗元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
在柳州,柳宗元遇见了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发现他们的语言、生活、风俗习惯与普通百姓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用粽叶、荷叶包裹食物,用动物皮毛缝制御寒衣物。面对这种原始的贫穷落后,柳宗元一方面深表同情,另一方面,作为家长官,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决心克服各种阻碍,深入当地,以便更好地落实政务,改变当地的落后局面,造福人民。与其说这是一部光辉的篇章,倒不如说这是政治家们深入基层了解民众疾苦,勇于担当后内心的写照。
柳州盛行典当童子现象,“若以男女典当为钱,不立约及时赎回,童子便为奴。”对此,柳宗元下令坚决“改革土法”,使柳州“典当良男良女为奴”的残酷现象得到迅速整治。不仅允许奴隶出钱赎身,还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办法,规定在为债主服役期间,士兵要按照服役时间支付俸禄,一旦还清债务,便可恢复自由。后来,桂关总督裴行礼把此办法推广到柳州附近的其他县市,不到一年,便恢复了自由。奴隶和女佣多达数千人。 #
当时柳州民众的土神意识很浓,认为挖井会冒犯土神,因此每天要扛着罐子到柳江边打水。柳江两岸高峻,每逢旱灾,水位下降,人们要长途跋涉去打水,下雨时路滑,打水十分困难。柳宗元到任后,利用公款,组织人力,打了几口井,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取水问题,而且取水更加方便。他们现在喝的是甘甜的地下水,结束了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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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人迷信鬼神巫术,每遇疟疾疫病,便杀牲畜以求解脱。他们会根据病情的轻重和影响,杀掉大小不一的牲畜,从鸡鸭猪羊到牛马,不一而足。最后还是无济于事,他们必定认为“天无绝人之地”。在安排好后事后,便断食断饮,蒙面待死。结果,不仅人口减少,田地渐渐荒芜,而且滥杀牲畜家禽,导致贫民死亡,一度使畜牧养殖成为难题。柳宗元运用佛教戒杀、重大中庸的教义,主持修复被焚毁百年的大云佛寺,引导人们戒除滥杀牲畜的恶习,逐步远离鬼神巫术。在修葺寺庙的同时,还大量开垦荒地,种植竹木、蔬菜、水稻,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发展文化卫生事业,移风易俗,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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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还发动大家整顿街道,修建寺庙,使得“城垣巷道无不齐直,名木繁植”,柳州环境大为改观,“柳州人民无不幸福”。 #
他还亲手在柳江边栽种柳树,大力推行“植柳在柳”,还在柳州城西北角的荒地上栽种了200棵橘树,为此他写下了《柳州城西北角栽种橘树》“方通楚客怜皇家树木,不学荆州李牧奴”。他明确表示,自己栽种橘树,是因为他喜爱橘树坚贞不屈的品格,就像屈原一样,并不是要像李衡那样给后人留下遗产或谋取私利。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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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有成,柳州得到大治理。 #
留侯在位时,并不瞧不起百姓,总是以礼相待,以法度人。三年之后,百姓们都自以为是,说:“此地虽然远离京城,但我们也是天国的人,今日有幸得到惠仁侯的治理,如果不顺从,就不是人了。”于是老幼互相教导,没有一个人不听惠仁侯的命令。无论在乡里还是在家里做什么事情,都说:“侯爷听说了,不合你的心意吗?”大家做事之前,都先听侯爷的吩咐。到了时候,百姓们都勤勤恳恳地蜂拥而至,没有丝毫的滞后和提前,总是按时而来。结果,百姓的生意经营得井井有条,政府不欠租,逃亡者都回家了,他们生活得舒心,工作得心满意足;有了新房,有了新船,有了干净的池水和园圃,懒惰,猪牛鸭鸡,肥美多产;子严父令,妻顺夫令,婚丧有章法;出则敬弟,入则亲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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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读到《柳州罗池寺碑》时,心里感到欣慰。韩愈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肯定是高兴的。柳州治理得当,百姓安居乐业,拥护柳侯。柳宗元心里肯定也感到很欣慰。安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官场情绪。“生而利民”,百姓肯定感恩戴德,“时弃不顾”,却享受了千百年,“穷困潦倒而死,人才不被世人所用”,但他在柳州立下了赫赫战功,永远被后人铭记。
柳宗元在柳州的影响力之大,影响了后世很多文人,他们以无比的敬重和崇敬仰视这位前辈,心中不免有些感动。南蛮的文官们南下之时,心情都是有些低落的,但想到柳宗元,多多少少都得到了安慰,自古文人都是互相看不起,但此时此地,同样的经历立刻形成了一种情感共鸣,让他们脆弱的心灵瞬间变得坚强起来。就连地方官员,也因为柳宗元,开始重新思考政治的意义。
文学与政治并非二道,侯既能以文学为政,又以游历为政,使乱思滞心无处可去,理智明达,政事得成,所以影响至今。 #
清光绪十八年,柳州府尹蒋兆奎在一篇柳宗元题词中表达了这种观点,称在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问、文章、游观和政事的统一。 #
写文章和从政并不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刘侯能写出好文章,又有从政的本事,这样,他在从政之余,可以把游历当成一种修身养性之举,使得各种思绪不会扰乱心神,这样内心思想世界就能一直保持开阔的状态柳宗元治柳州,所做的政事就会顺利,福气也会一直延续至今。 #
柳宗元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的存在促使很多文人墨客、官员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
如今,柳宗元已成为柳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符号,柳学作为柳州地域文化的代表,早已渗入城市的文化血脉,成为柳州城市文明的人文符号,它的兴起、发展、流传,让柳宗元从未远去,与柳州紧密结合。 #
五 #
有德于民的人,人民就会崇拜他;无私帮助天下的人,世世代代就会兴旺发达。 #
不得不说,这副对联写得非常好,很贴切地阐述了柳宗元对柳州的贡献,也很自然地表达了柳州人民对柳宗元的心理感受。 #
如果我们简单盘点一下,几乎可以发现,在贬谪文化盛行的中国政治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贬谪与偏安相结合,往往能成就政治传奇。被贬谪出中央的文官们,以放下的心态,放下仕途中的坎坷,怀着救世之心,走进邻里,与百姓站在一起,深入田间,兴修水利,重农养蚕,开垦荒地,在荒山恶水里做出真正的功绩,为后人永远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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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纪念那些被流放的伟大人物的时候,韩愈、刘禹锡、苏东坡、范仲淹等一群伟大的形象就会自然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
当然,也包括柳宗元。